公布旁听者手机，不如公布人大代表手机

　　上海人大日前决定，在即将召开的上海市人代会上，像以往一样邀请34名市民赴会旁听，并且由市人大向他们提供SIM卡，公布手机号码，以利于其他市民向这些旁听者反映社情民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将此项举措称为“制度创新”。（1月23日《东方早报》）

　　我国现在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没有开会时必须邀请市民旁听的专门规定，因此这也许可以称为一项“制度创新”。当然，“制度创新”不等于“法律创新”，这些参与旁听的公民，虽然到了会场，但并不能像人大代表那样参加会议的各项活动，他们没有讨论权，更没有表决权，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利用在会场上能够见到政府官员的机会反映社情民意。但是，这一项工作本来是有人做的，那就是拥有讨论权、表决权等由法律规定的一切权力的人大代表。然而，通过这样一个“制度创新”，人大代表的这一职责已经开始让渡给了旁听者。但是，由于旁听者在参与人代会进程中根本没有什么权力，因此，所谓社情民意的传递实际上被架空了，或者说多了一道过滤。

　　选民通过法律所规定的选举制度选出人大代表，希望他们能够代表自己的意志，也就是说，要求代表们将真实的社情民意反馈到人代会上，通过他们的讨论和表决来体现选民的意志。选民需要的是向人大代表反映自己的意见，而不是让一个没有法律授权的旁听者来担任“二传手”。因此，对于选民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与自己选出的人大代表沟通，而不是与一个会议的旁听者沟通，这是法律所赋予选民的基本权利。从这一点说，与其公布旁听者的手机，还不如公布人大代表的手机。

　　不能不指出的是，尽管我们设计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理论上说，人民群众有充分的空间行使管理国家、监督政府的权力，但这种权力的行使仍有许多现实的障碍，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就是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联系管道，这使人大代表在行使权力方面常常会出现与选民要求脱节的现象，每一年的人代会总有人大代表会说出一些让选民觉得不可思议的“雷语”，有些代表的素质不够高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一些代表平常缺少与基层选民沟通的机会，他们已经养成了高高在上、不了解民意的习惯。

　　因此，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强化人大代表与选民的联系，并且要有制度化的保证，要让选民能够方便地找到自己选出的人大代表，并且能够迅速反映他们的诉求。如果选民的意见只能通过没有什么权力的旁听者来传递，这不仅不能真正起到沟通民意的作用，而且于法无据。